《行政复议法》将立法目的确定为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18]在此基础上，2007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则强调了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
而在法律通过后如果需要进行相关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也需要慎重考虑有关立法资料中的相关表述。第三，法律草案说明中指出法律草案形成的具体宪法依据，有助于证明法律草案的合宪性。
[41] 吴玉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20年第3期，第528页。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正式的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由相关公权力机关组织进行，依据宪法起草法律体现了公权力机关对宪法的尊重。经验研究发现，法律草案说明中的宪法判断发挥了确认立法权来源、明确法律草案内容的宪法依据、宣示法律草案整体合宪性的功能。林来梵教授在批判宪法母法说时指出：与其说宪法的存在是为了给各种立法提供立法基础，倒不如说是为了审查各种立法提供规范依据。当然，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可以灵活掌握，不必作出明确的违宪认定，以减少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阻力。
为了证明法律草案的合宪性，起草部门除了在法律草案说明中列举具体的宪法规范作为草案内容的依据和相关权力来源，也将依据宪法起草法案作为一项工作原则多次提及，譬如强调相关立法工作是以宪法为依据，[51]严格遵循宪法的规定，[52]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与宪法等有关法律保持一致。[23]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1-489页。如果起草部门的意见在审议时被接受（表1中的接受关系），则应当尊重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达成的宪法共识。
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如国务院部门起草的法律案先交国务院法制机构审查修改，协调各方意见。第一，因宪法修改而修改法律时，依据宪法修正案起草法律修改草案，能够为特定的修改条款提供合宪性。[39] 钱其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0-1991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306页。
[54] 综上所述，宪法文本在法律草案说明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起草部门在草案说明中援用宪法也有不同的作用。[21]既而法律起草阶段形成的立法背景资料在法律适用与合宪性审查中可能发挥重要的功能，如果相关主体能够严格依据宪法起草法律草案，并对草案中可能存在争议的条款进行充分的说明，提供有力的宪法文本依据，以论证有关条款的合宪性，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生效后的解释与适用。
从立法程序的角度来看，立法过程包括提出法律案、审议法律案、表决和通过法律案以及公布法律若干环节。在《国家勋章法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说明中，起草部门援用《宪法》第67条第16项，说明立法权力来源的正当性。[40]最后，宪法具体条款繁衍出具体的法律草案条款。[34] 参见马：《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3年第1期，第85-86页。
虽然提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送审稿）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送审稿构成了审议活动的基础。（一）类型一：法律草案说明对法律草案内容的合宪性不具有实质影响 尽管起草部门在法律草案说明中援用宪法试图证明起草活动的合宪性，但有些情况下，法律草案说明的宪法表述并不影响法律草案内容的合宪性，具体分为： 第一，法律草案说明中抽象的合宪性宣示对于法律的合宪性没有实质的影响。[42] 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7年第3期，第309-315页。宪法文本可以作为高级规范决定法律草案的内容，可以作为授权规范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权力的直接依据，依据宪法的表述也成为起草部门宣示法律草案整体合宪的标志。
其次，法律起草部门和提案机关应进一步重视法律草案说明的作用，在草案说明对法律草案可能存在合宪性争议条款的宪法依据和内涵进行阐释，这样既有利于草案顺利通过审议，也能为未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提供依据和证明。其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以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作出的合宪性判断，应当成为推定相关法律合宪的重要依据。
[52] 铁木尔·达瓦买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1年第2期，第134页。四、法律草案说明中宪法判断的效力分析 如上文所述，法律草案说明中的合宪性判断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具有不同影响，法律草案说明中的特定论述对于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工作，自然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影响。
但由相关专家或组织提交的专家建议稿对于相关公权力机关而言只具有参考作用，本质上仍属于公民或组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林来梵教授在批判宪法母法说时指出：与其说宪法的存在是为了给各种立法提供立法基础，倒不如说是为了审查各种立法提供规范依据。[64]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我国改革开放40年立法成就概述》，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1页。在有些情况下，即便法律草案内容本身与宪法文本并无紧密联系，依据宪法也并不存在于法律草案的第一条中，也并不妨碍起草部门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作出上述表述。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制统一原则应当自法律起草开始就得到贯彻。第二，根据法律草案说明对法律草案合宪性的不同影响，具体判断法律草案说明中宪法判断的效力。
[25] 参见苏东主编：《公民权利义务与国家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
与前面两种形态不同，此处的宪法文本并不特指某一宪法规范，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起草部门与审议主体的宪法对话蕴含着宪法发展和宪法解释的可能性，也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如果法律草案的具体条款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避免在审议过程中受到合宪性质疑。如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草案说明中，起草部门以《宪法》第111条第1款为依据，强调村委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也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草案中规定的村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是指导关系。
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和未来法律的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应质疑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以确保党对立法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领导和权威。[6]第四，从立法公开的角度，分析立法说明理由的功能与价值。[41] 吴玉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20年第3期，第528页。[34]在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的草案说明中，起草部门同样强调了这一授权的宪法依据。
[37] 参见柳斌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7年第1期，第26-29页。[66] 沈春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20年第3期，第601页。
在重视法律草案说明中涉宪性、合宪性表述的基础上，应当根据作出宪法判断的主体，进一步区分宪法判断的实际效力：草案说明中由党中央对重大问题作出的宪法判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必须遵循。[50]在上述情况中，草案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对宪法文本的重复，起草部门在解读宪法文本含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具体条文合宪性的论证，这意味着宪法文本对草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没有这一论证，法律草案具体内容的正当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受到质疑。
（二）宪法拘束法律起草活动的制度空间 法律起草活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决策立项、确定起草部门、组建起草班子、明确立法意图、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草案框架、起草条文、征求各方意见、形成并审查送审稿、提案机关讨论决定形成正式稿等诸多步骤。[4]第二，注重从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控制问题，特别是针对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合宪性控制的可能性与方法方面展开讨论，特别是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合宪性控制的程序、方法和判断标准。
《立法法》第54条规定：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56] 特例是在审议《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时，法律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将草案第1条中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与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立法目的进行顺序调换，以强调本法的主要目的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合宪性审查机关在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应当按照法律草案说明中的指示，重点审查草案内容与特定宪法条款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在很早就被运用在立法实践之中，[48]1982年之后，随着立法程序的规范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立法参与者在法律起草和审议阶段提出针对宪法条文具体内涵的解读越来越频繁。
[32]这意味着在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问题上，中央特别重视从宪法文本中寻求合法性资源，这也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制权[33]的论述相契合。[8]但是，宪法如何影响法律起草活动，却始终没有细致的研究。
参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8年第5期，第679-680页。[41]《物权法》草案说明在介绍草案主要内容时更是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各关键条款的具体宪法依据。
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原理与方法：基于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但起草过程中抽象的合宪性宣示并不能够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产生实质影响，回避法律草案种可能存在的宪法争议，无助于确保和提升法律草案的合宪性。
